孟子曰：「仁則榮，不仁則辱。今惡辱而居不仁，是猶惡溼而居下也。如惡之，莫如貴德而尊士，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。國家閒暇，及是時明其政刑。雖大國，必畏之矣。．．．今國家閒暇，及是時般樂怠敖，是自求禍也。禍褔無不自己求之者。詩云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褔。』太甲曰：『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』此之謂也。」（孟子公孫丑章句上３．４）孟子的意思是統治者要以仁治國則有榮耀，否則便是自辱。故應讓賢德之士為官，以在無憂患之日更可修改法例，使國家強盛得福。正如詩經所說：「要與天命配合，自己去尋求更多的福氣。」尚書中太甲篇也有云：「天災還可避，己罪卻難逃！」
簡言之，為政者不要違背良心，卻要以仁德之心治理人民；正如香港新任特首即將被任命和上任，他更不要凡事以主子為依歸，卻要記住應承過港人的事，要盡量為港人爭取合理的利益！如為港人爭取２０１２的雙普選；並要作出合適的立法，如反性傾向歧視法案。若果他輕忽履行承諾和不行仁政，則必為自作孽，不可活矣！

孟子曰：「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國，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－－湯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贍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詩云：『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』此之謂也。」（孟子公孫丑章句上３．３）孟子認為大國有霸氣，雖假借仁義之名出兵，也祇是令人口服心不服；但真能令人服膺者莫如以德服人，正如商湯和周文王；又如孔子的七十二個精通六藝的弟子對他的歸服一樣！
其實，無論在世上的任何組織團體，以權力服人都是強差人意的；真正令人心有所服的，必定是以德行服人的。所謂以德服人，簡言之，就是言行一致的領導人！

孟子尊孔子為師表；公孫丑問曰：「伯夷、伊尹於孔子，若是同班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；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。」「有若曰：豈惟民哉？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，太山之於丘垤；河海之於行潦，類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。出於其類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」（孟子公孫丑章句上３．２ｃ）
公孫丑問孟子古代夏商的賢人伯夷和伊尹與孔子是否同一級數的人；孟子明顯地說孔子是超班的人，亦即聖人。孟子不敢稱自己為聖，但卻尊孔為聖。他說自然界都各從其類，但各類別中亦有超群的品種；如麒麟為走獸之最、鳳凰為飛鳥之最、太山為山丘之最，河海為小溪之最。故孔子雖為人，但卻比任何人超群出眾，此為出類拔萃也！
世上有千百萬種人，但能夠出類拔萃者實為不多；皆因一般人知識粗淺，眼光亦短淺；也沒有學不厭和教不倦的精神。然而，孔子是中國人的萬世師表，乃因他具備以上的特質。但願國人能多加反省，而不單批孔，也要領會孔子的超級精神，以致能表現超群出眾或在平凡中表現不平凡的魅力！

孟子說自己善於培養浩然之氣；公孫丑隨著問曰：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」曰：「難言也。其為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。其為氣也，配義與道；無是，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．．．必有事焉，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有閔其苖之不長而揠之者，芒芒然歸，謂其人曰：「今日病矣！予助苖長矣！」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苖則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苖長者寡矣。以為無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苖者也；助之長者，揠苖者也－－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」（孟子公孫丑章句上３．２ｂ）
孟子說浩然之氣至大至剛，充塞於天地之間，但卻甚難解釋；但總而言之，這種氣是由正義的心思和行為累積而形成於內心！這氣是由正義和真道配合而出；若有行為不檢時，則此氣便會洩走了！故此氣需要培養但不能懷有目的；需要時時記住正義但卻不能違背規律地幫助它生長！宋國人就有因擔心苖長不大而去把它拔高，這卻是弄巧反拙，結果生長不成卻反令它枯萎了！故此，不努力去培養和違背規律的作法都是不正確的。
孟子對浩然之氣的解釋提醒我們要行公義和正直的事，並且心中常存正義，這樣以不急於求成的心態來得著這威力無比之正氣！另外，也可應用於我們求學做人的事上，一個人成長需要在待人處事和學問見識上不斷學習；這種充實是一種生活的過程，是不能操之過急的。假以時日，又加上我們的用功用心；相信必見成效！
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，不異矣。如此，則動心否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；我四十不動心。」曰：「不動心有道乎？」曰：「有。北宮黝之養勇也：．．．無嚴諸侯，惡聲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之養勇也，．．．能無懼而已矣。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宮黝似子夏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賢，然而孟施舍守約也。昔者曾子謂子襄曰：『子好勇乎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：「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惴焉；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吾往矣。」孟施舍之守氣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。』（孟子公孫丑章句上３．２a)
公孫丑問孟子倘若他當了齊國的卿相，會否飄飄然，因能實現自己的主張和霸業。孟子答他在不惑之年始已不會有飄飄然之感！公孫丑就好奇地問：「有沒有令自己不飄飄然的法子？」孟子便回答說有，且舉出古代兩個人物北宮黝和孟施舍的培養勇氣的方法，前者視君王與平民一樣，就是各國的君主侮辱他，他挨了罵一定回擊。後者則作戰時不理會對方人多或人少，祗管一鼓作氣的向前，此謂之勇者無懼也！孟子認為兩者中，孟施舍的方法較可取。但孟子更舉出曾子對其門生子襄提及在孔子那裏領會到：若正義不在己方，則對方是卑賤的人，我不會去唬嚇他；但若公義在己方，則就算面對千軍萬馬，我也勇往直前。孟子認為曾子的方法又更勝一籌！
孟子能將培養勇氣的方法用作自己不飄飄然的原因，是表示他是學習把持自己的心，要不高傲自恃就要有勇者的氣魄！當今之世，祗要我們行公義，如為社會的弱勢社群（如同性戀者、草根市民）爭取權益；縱使有不少有權勢或不同人仕的阻攔，我們仍要有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去履行這些責任，但卻不是為能實現自己的看法而飄飄然！

孟子的門生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當路於齊，管仲、晏子之功，可復許乎？」孟子則說不可將他與他們相比，因為管晏的情況與他的時候不能比。當周文王時代，天下的人較難統一，但到了孟子的時代則已不同了。孟子曰：「以齊王，由反手也。」「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行仁政，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時為然。」孟子的意思是現時齊王統一易如反掌，因民在水深火熱之中，且地土不必開拓，祗要實行仁政，則必事半而功倍，皆因百姓像被倒吊著而被解救一般地快樂！孟子這看法其實是引伸齊人的話說：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鎡基（鋤頭），不如待時。」（孟子公孫丑章句上３．１）換言之，推行得法也需配合時代，這樣才會事半功倍！例如；要人接受同性戀者，不能硬來，卻要與時代的步伐配合；這樣，才能事半功倍！而我認為現在便是好時機了！

魯平公欲見孟子，卻為其愛臣臧倉所攔阻，原因是孟子厚葬其母（後喪）而大大超過其父（前喪）。孟子的學生樂正子來稟告此事；孟子曰：「行，或使之；止，或尼之。行止，非人所能也。吾之不遇魯侯，天也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？」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２．１６）一個人做一件事或不做一件事，都有某種力量在支配他；所以，孟子未能與魯平公相見，並非單因為臧倉的阻攔所致！故世事的成就與否皆與天命相繫。
基督徒相信天命就是神旨，所以無論遇到順或逆的事情，都不要單單看是人的作為，乃是看見神的主宰；這樣，我們就不會怨天尤人了！

『滕文公問曰：「滕，小國也，間於齊、楚。事齊乎？事楚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是謀非吾所能及也。無已，則有一焉；鑿斯池也，築斯城也，與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，則是可為也。」』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２．１３）滕國為周朝時一個弱小的國家，故城位於今日山東的滕縣西南（不知是否滕近輝牧師的故鄉？）。滕文公問道於孟子謂如何在兩個大國中求存，孟子說自己也想不出辦法，即係無計！但唯一當今能作的，就是自強以求存，無需左顧右盼，而應把護城河挖深，把城牆築得堅固，這樣奮力求存，甚至死也要留下，這才致令百姓與之共存亡。這還不失為可為之道！
這裏提出一個面對強敵求存之道，就是不須卑恭屈膝去依附強權，更不必出賣自己和他人，相反，我們應勉力求存，盡自己所能去面對困境；這才是解決之道！

鄒國與魯國發生了衝突；鄒國死了官員３３人，但人民卻沒有一個願意為這些陣亡的將士追討犧牲。鄒穆公問道於孟子這為何事？孟子引用曾子的話說：『「戒之戒之！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」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。君無尤焉！君行仁政，斯民親其上，死其長矣。』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２．１２）孟子原是鄒人，故鄒穆公問道於他；他的答話是想提醒他過去沒有實行仁政，以致民苦必反。所以要他提高警惕，他怎樣對待百姓，百姓將會怎樣回報他（出爾反爾的原意）。現今百姓痛恨君主，所以便有愛理不理的態度，倘若他日君主改變成為仁君，則他們必為官長賣命了！

『齊人伐燕，取之。諸候將謀救燕。宣王曰：「諸候多謀伐寡人，何以待之？」孟子對曰：「．．．天下固畏齊之強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動天下之兵也。王速出令，反其旄倪，止其重器，謀於燕眾，置君而後去之，則猶可及止也。」』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２．１１）齊國侵佔了燕國，其餘各國都想興兵來反攻以求自保；齊宣王擔憂到時寡不敵眾。孟子說各國真正害怕的是齊國強大而不行仁政，若齊王能把燕國的老弱者遣返其國，又將貴重的器物歸還，並為燕人設想而為們立下君主，這樣離開便能止息各國的進攻了！孟子的回答並沒有要齊王退兵不攻陷別國，乃是以仁政治國，因為百姓在虐民的國家生活下不會反抗新君王，乃會反抗不仁的制度。

齊人伐燕，勝了。齊王正猶疑應否把燕國據為己有。因而問及孟子，孟子對曰：「取之而民悅，則取之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悅，則勿取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」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２．１０）孟子之意是齊宣王縱使有力把燕國攻取，但也要考慮燕國人民的反應，若果他們在水深火熱中而自動獻身，則他可以乘勝而取之；否則，則屬強人所難。這無疑祗是製造災難的統治者易手罷了！
今人在思考管治國民時，在管理班子轉換之際，更要考慮百姓的想法，並且不要強行操控，而應還政於民！在教會也應如此，領袖再不能強行施政，乃要讓會友更多的參與；權力也不應祗集中在上層，而應下放權力！

齊宣王問曰：「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有諸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於傳有之。」曰：「臣弒其君，可乎？」曰：『賊仁者謂之「賊」，賊義者謂之「殘」。殘賊之人謂之「一夫」。聞誅一夫紂，未聞弒君也。』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２．８）
作為君主的齊宣王，想問問孟子到底臣若弒君，該當何罪？孟子卻很有智慧地答他。雖然，傳說有講及武王伐紂，但孟子卻指出若被弒者是為不仁不義的君王，則這樣並不表示臣弒君（無理地殺害君主），乃是誅一夫（正義地殺獨裁者）。
若要以下犯上，除非在上者不仁不義，是謂殘賊之人；這樣，我們便不要手下留情，卻要將其正法，以告天下！今日，若我們發現有不仁不義的在位者，我們也不要手軟地向他追究，以安萬人的心！

孟子見齊宣王當政時群臣買少見少，眼見他親信越少；便提醒他要懂得罷免之道！王曰：「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？」孟子日：「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；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聽；國人皆曰不可，然後察之；見不可焉，然後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殺，勿聽；諸大夫曰可殺；勿聽；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，見可殺焉，然後殺之。故曰，國人殺之也。如此，然後可以為民父母。」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２．７）
孟子要齊宣王罷免人罷得對，用人用得對，殺人也殺得對；就不要單聽身邊的親臣的說話，乃要了解百姓的想法，並且要親自觀察，才決定罷免、用人和殺人！這種全面客觀的做法是確保每件處理人的事都正確。這樣，將來他身邊的臣民都有份量，而且國民亦尊他為父母官了！
試觀今日社會和教會有否應用這原則呢？我們祗是親疏有別的去聽，結果令致不公平的事頻頻發生。要得到客觀全面的了解，必須是以全民的意願為基礎，如果祗是個別挑選，則流於片面和不盡不實的情況了！所以，能夠全民投票或以會員大會的決定為基礎，這是最理想的方法。否則就會容易罷錯人．用錯人或殺錯人了！

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（註）。王曰：「賢者亦有此樂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有。人不得，則非其上矣。不得而非其上者，非也；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，亦非也。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２．４）齊宣王想了解究竟有道德的賢仕是否亦有他那種優悠的快樂呢？孟子說：「當然有，如果沒有，他們就會埋怨王；雖他們這樣是不對的；但反觀若王不能與民同樂，王亦不對也！故能與民同樂與同憂才是王之必勝之道！」
孟子對於在上者能與民同樂和同憂看得十分重要，且認為是王者不能忽視的大道理！試觀今日的社會領袖，他們是否能關切百姓的生活，並能與他們同樂分憂，則是鑑別他們好壞的準繩了！
（註）雪宮是齊宣王的離宮，亦即別墅也！

齊宣王問及孟子和鄰國相交之道；孟子說：「仁愛的人能以大國來服事小國，這是無往不利的；聰明的人能以小國服事大國，這是謹慎自保的。」王曰：「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」對曰：『王請無好小勇，夫撫劍疾視曰，「彼惡敢當我哉！」此匹夫之勇也，敵一人者也。王請大之！．．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』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２．３）齊宣王自認有勇而不能服事別國。孟子鼓勵他不要祗有匹夫之勇，因這樣祗有外表的威勢；孟子提醒他要有為天下百姓（包括別國）的大勇，這樣，當他為正義而發怒時，藉此來揮軍幫助天下人民安定，這樣人民豈有不知他的大勇呢？！
當面對廣大人民的安定時，領袖應要有義怒的精神，並以此化為行動來幫助他人；這並不是匹夫之勇，而是真能聯合各地方力量的勇氣！

齊宣王問孟子說：「聽聞周文王有狩獵場方圓七十里，是否真的？」孟子說：「史籍上實有記載此事。」齊宣王說：「真有這麼大嗎？」孟子說：「老百姓還覺小呢？」齊宣王驚曰：「寡人之囿（註）方四十里，民猶以為大，何也？」孟子曰：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芻蕘（割草打柴之意）者往焉，雉兔（打鳥捕獸之意）者往焉，與民同之。民以為小，不亦宜乎？臣始至於境，問國之大禁，然後敢入。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，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。民以為大，不亦宜乎？」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２．２）周文王沒定下闖入狩獵場規矩，百姓以為好，便不覺地方大；反之，齊宣王定下闖入狩獵場的嚴苛規則，百姓以為不妙，便覺地方太大了。
人民喜悅自由自在地享用國家所擁用的，一旦以嚴苛的規條監守他們，他們便會不以此為樂！故若要人民接受，就必要以寬容的態度來對待他們！
註：古代畜養草木禽獸的園林，有圍牆的叫「苑」；沒有圍牆的便叫「囿」。

齊國的臣子莊暴來見孟子，說齊宣王曾向他言及自己喜歡音樂，他想知道王愛好音樂究竟好不好！？孟子則回應說：「若王愛好音樂，齊國則不錯了！」其後，孟子見到齊宣王便問及此事，曰：「獨樂樂，與人樂樂，孰樂？」王曰：「不若與人。」曰：「與少樂樂，與眾樂樂，孰樂？」王曰：「不若與眾。」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２．１）孟子問及王到底是自己獨個兒欣賞音樂快樂，抑或與別人一起欣賞好；王的回答是與別人，甚而與多數的人一起欣賞音樂是更快樂！孟子期後更說出若王能與眾民同樂，而不是祗求一己的快樂，卻令百姓生活艱苦；相反，他能顧及百姓的快樂，並真的使百姓免除人為的痛苦，與民同樂，則可以使天下歸服了！換言之，作為一國之君，則要先解決國民的生活而不要以苛政令他們妻離子散，則百姓必能以快樂的心與王同樂！
在教會中，在上的亦要分擔會眾的憂，並且不以設立不必要的措施來擾民，這樣，會眾必以快樂的心來响應教會的活動了！

孟子對齊宣王雖曉以大義，齊宣王可以不多理會。但齊宣王卻領教地說：「吾惛，不能進於是矣。願夫子輔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雖不敏，請嘗試之。」意思是我頭腦昏亂，未能進一步體會你的主張；希望你輔助教導我明白，我未必行，但也請一試！齊宣王有這種虛心實在可讚！
孟子曰：「是故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；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也輕。」意即英明君主必安排人民的產業足以養父母及妻兒；好的時候則豐衣足食，不好的年頭也未至饑食。然後，再去引導他們走善路，老百姓就自然容易跟得上！(孟子梁惠王章句上１．７)
孟子這種教導對當政者是一種助民以自助的方法。當他訂立國策時是以民為本，他們的生計先得到解決，才能談道德；若果大家都無衣無食，又如何能教化人民呢？國家又如何能強盛呢？對於教會而言，若末能給與兄姊各種生活的支持（如金錢、心靈、感情上），則又如何能令他們無憂地接受教導呢？

孟子勸齊宣王不以為求滿足自己的慾望而令自己及百姓帶來災禍。他不希望他為要擴張國土而大舉出兵，以致弄得生靈塗炭！故曰：「以若所為求若所欲，猶緣木而求魚也。」王曰：「若是其甚與？」曰：「殆有甚焉。緣木求魚，雖不得魚，無後災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，盡心力而為之，後必有災。．．．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。其若是，孰能禦之？」（孟子梁惠王章句上１．７）孟子提出要使國家強盛，人民增多，並非靠武力不可；而是靠施行仁政；這樣，便不是爬上樹捉魚的愚舉，乃是眾所歸依的作法！
今日，教會若要發展，也需以仁慈的手法對待眾人，這樣，便能得人心；這種聲譽便能叫不同的人到來！這才不是緣木求魚之舉！

孟子認為做好王不是不能乃是不為！若要做好王，則『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運於掌。詩云：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」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無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為而已矣。』（孟子梁惠王章句上１．７）孟子在這裏勸導齊宣王要做仁君，則必須要肯愛民及子，並要從愛自己的妻子做起，於是以此為榜樣地影響全國子民；故古代的聖賢能超越他人，無不以此為開端。

無論作為國家楝樑者，都應緊記孟子這提醒；他們不是要滿足自己的慾望去弄權，乃是要滿足百姓的需要去關愛！當教會的楝樑者亦如是，他們要愛會友，但必須從愛身邊的人開始做起，並且貫徹地做到愛每一個人。